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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说，白银变成当时社会的主流货币，这对明朝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以往的“钱钞本位”的特点在于，其是由国家垄断，是国家用来进行经济剥削的工具。但货币白银化之后，朝廷无权铸钱。

    所谓“钱者，特天子行权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锦绮，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但明朝的货币被“白银化”之后，这一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原因在于明朝官府无力掌控白银的产量，只能依赖于对外贸易。但明朝的对外贸易却掌握在民间富商手中，而不是大明朝廷。

    这好比后世的世界各国，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中也得了“好处”，但因“超级大国”的货币“全球化”，以及各国产业因与“国际接轨”而被gdp    或gnp数字化，导致各国本币被国际金融资本强势排挤甚至抄底收购。

    于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就成了为“超级大国”作嫁衣裳，被人家的“金融资本”通过“大放水”和反复加息以回流资金来“薅羊毛”与“割韭菜”，即使各国人均gdp能做到    全球第一，但普通百姓该穷还得穷！

    言归正传。由于“铜钱”与“宝钞”都是自上而下所发行的货币，而“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却是自下而上，由民间推动，因此，专制权力对货币的垄断权由此丧失。这就造成了明朝财政收入被“白银”绑架，只能依靠外贸。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国家无力操纵货币的比价与舍弃，其价值变动完全在于市场经济的波动范围。

    这对于只有经济（市场经济）来说是好事，因为大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处于“商业”阶段的“资本主义”，甚至能越过“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化成“金融资本主义”，也就是后世俗称“高利贷帝国主义”。

    于是，从西元十五世纪中前期，明朝放开“银禁”之后，由于明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就有了持续的稳定的白银输入，故在此后的百年中，白银的购买力是稳定的，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因白银的输入，原本由“宝钞”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此缓解，进而使明朝的商品经济因此获得极大的长足发展，到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连“高利贷金融资本主义”也在全国各地出现，如钱庄、当铺。

    明朝的经济繁荣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南方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通过出产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而进行大宗商品交换，也正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商品化生产，促使明朝货币被快速“白银化”。

    而此后，随着明朝对贸易性白银输入的更加依赖，使得明朝官府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依赖性也更为强化，导致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生产因此获得极大的进步，出现了区域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经济模式。

    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东南沿海地区本来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而明朝在早期也高度依赖东南沿海的粮食，来供应北方的朝廷以及军队的需要。但此时，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土地遍布桑田、麻田，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其生产的粮食甚至已不能满足自身需要。

    由于通过商品贸易，而使得东南地区的富人普遍掌握了大量的白银，便可以依靠从湖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买来粮食以满足日常所需。这就导致了中原地区的粮食生产因此也迅速走向“商品化”之路。

    等到中原粮食生产也供不应求时，中原人只好拿着银子去陕西买粮食，但陕西粮食供应不足，因为已经没地方能买粮了，只能扩大生产规模，于是老百姓就開始向黄土高原开荒，生产各种粮食来满足需要。

    遗憾的是，在西元十七世纪初期，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期”（小冰河时代），因为气候变得干冷的因素，导致明朝的农业遭受到打击，不仅出现粮食大面积减产和绝收，甚至出现人吃人，使明朝陷入危机。

    而与此同时，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产量却反而暴跌，致使明朝无法通过海外贸易来获取足够多的白银以维持经济运转，尤其是财政运转。因此，明朝陷入白银短缺的困境中，成为了被“缺钱”吊打的集权国家。

    白银短缺，粮食减产，致使粮价迅速飞涨，而明朝因此深陷经济危机之中难以自拔，最后彻底崩溃。

    而另一方面，由于“赋役折银”的发展，使百姓需要用白银来缴税，但百姓手中没有白银，便只能去市场换取。于是，广大不法商人则借此机会从中渔利，通过贱买粮食来剥削百姓，而朝廷对此却无能为力。

    由于官府征收税银的时间与农作物成熟时间不同步，如果早于农时，农民就不得不借贷缴税，因此又受到了“高利贷资本主义”的盘剥。如此一来，即使是丰年，农民的生活状况也不容乐观，始终被“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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