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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元朝遣使通好并带有威胁意味的“国书”到达日本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日本大权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实际掌权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家发生了分歧。“幕府”朝廷认为应当对蒙古在国书中提出的要求以平等立场提出婉拒，但幕府认为国书内容带有威胁意味，十分无礼，不必理会，让其自讨没趣。

    最终，元世祖决定起兵东征日本。其实，这并非元朝第一次遣使诏谕日本，因在至元三年（西元1266年）八月，忽必烈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文书中不乏“和好”、“通好”的字眼，但同样带有命称臣之意。

    在至元四年、五年、十年，元世祖均派遣过使者出使日本，但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人多次的不理不睬已经让元朝感到颜面尽失，“既然礼”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只好用“兵”来解决，这在古代叫“先礼后兵”。

    因此，可以说元朝出兵日本，除了为了达到孤立南宋的政治目的之外    ，也不乏有挽回颜面的目的，当然也有一展大国威严之意。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杜世忠一行人出使日本，但却被幕府斩于镰仓西郊的龙口。倭人本意是警示元朝避免战争再起，可这一行为激起了元世祖的怒火，准备第二次进攻日本。

    “文永之役”时，由于军队人员构成、战备物资不足的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对于一向习惯了胜利并习惯了征服的“蒙元朝廷”来说，绝对是一件不能容忍之事，所以出征日本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事情。

    另一方面，元朝也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需要一次胜仗来对中原地区蠢蠢欲动的人心进行一次威慑，以更好地巩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野蛮统治，毕竟元朝实行的“民族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很不得人心。

    南宋灭亡后，元朝招降了大批南宋俘虏，而对这些俘虏的处置却成了一个巨大难题。对于“蒙元朝廷”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包袱。全部杀掉并不现实，果真如此，则话元世祖势必会背上“暴君”骂名。

    古人云“杀降不祥”，对于刚刚统一天下的少数民族政权来说，若“屠杀俘虏”，将大不利于人心的稳定。

    但是，如果将宋人降兵编入元朝的军队中，这对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将无疑会是一次巨大的削弱。汤若遣散他们，让其解甲归田，则元世祖又不会放心，万一这些降卒们振臂一呼，又起兵造反了该怎么办？

    所以，元世祖忽必烈执意要发兵去攻打日本，这其中不乏借刀杀人之意，既攻打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日本，又消耗掉了大批的南宋降兵，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就算东征失败了，死的是汉人又不是蒙古人。

    据史料记载，元朝第二次东征日本时，兵分两路。忻都、洪茶丘率兵4万从中原出发，范文虎率南宋新降兵10万从中原出发。在此之前，南宋降兵的汉人将领范文虎因“弘安之役”惨败，导致其率领的南宋降兵损失殆尽，但他并没有如实上报军情，反而试图推卸责任，隐瞒实情，于是被有心人揭发并告知忽必烈。

    按理来说，元世祖忽必烈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势必会大发雷霆，严惩范文虎是必然的事。然而，事实上范文虎非但没有被降罪，反而在此后得到主子信任。由此可知，范文虎所率领的南宋降兵在上一次出征日本时是否损失殆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心甘情愿地给“皇帝老子”背黑锅就行了。因此，这次还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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