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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朝鲜民众心理上更加亲明，但在综合实力上与满清相差悬殊，的确是有心无力。此后，朝鲜本身的政局也几经变换，更是有自顾不暇之感。

    “后金”最初对朝鲜的冷漠态度并不放在心上，认为只要控制住朝鲜，就可以轻易打破明朝东北部的防线。然而，在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清”之后，朝鲜闻讯大惊，君臣羞愤，其“司宪府”掌令洪翼汉甚至提出直接斩杀后金派来劝进（招降）的使臣，并奏明中国（明朝），由此可见，朝鲜对明廷的态度是真诚的。

    面对清朝的劝进（招抚），朝鲜起初分为“主和派”与“斥和派”，但双方就是否归降满清而意见不合，最终还是“斥和派”占了上风。这种君臣一体全面反对屈服的态度和名族气节，立刻引起了“后金政权”的不满。

    于是，在西元1636    年十二月，皇太极统兵十万，挥师朝鲜。由于双方战备实力差距悬殊，朝鲜仁祖退避南汉山城。朝鲜王室弃城奔逃，虽心有不甘，但最终仍被攻城俘虏。

    到了西元1638    年正月，皇太极命令“朝鲜国王”去掉明朝“年号”而奉清朝为“正朔”，向清朝称臣并按时纳贡，遣送两王子入京为“质子”，还要求朝鲜在义州、会产、应源等三处开放互市。

    皇太极规定朝鲜必须“年贡一次，如有调兵必须扈从，不得擅筑城垣、不得擅收逃人、不得复与逃人贸易等等。”朝鲜历史上称此次战乱为“丙子虏乱”，从纪念名字上就能看出朝鲜对清朝在心理上厌恶和排斥。

    朝鲜上到国君，下到臣民，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依靠了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因为无论是真金、白银的物质馈赠，还是以书籍为媒介的中原文化，朝鲜在中国学习和发扬的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文明，远非“满清”这种脱胎于游牧民族的野蛮与残暴所能恫吓的。这使得当时的朝鲜人在精神上无法立即做出适当割舍。

    虽然清王朝以绝对的军事实力，在历史上取代了明王朝，但朝鲜作为这两个王朝更迭过程中的亲历者和旁观者，至少在明末至明亡这期间仍始终将心偏向明朝，甚至在明亡多年后，朝鲜国王还会在宫内祭祀明朝的“万历皇帝”，毕竟没有明神宗一声令下，明朝大军也不会去朝鲜替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打鬼子。

    总之，有明一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两届政权的“宗藩关系”都是建立在双方都承认的“朝贡制度”基础上，并在东亚范围内，将这种和谐共生的“外交关系”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的满清甚至是近代的历史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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