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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大院君”则与中国清末恭亲王奕欣在许多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面，“大院君”与奕欣二人却大相径庭。奕欣是以“经办洋务”著称，而“大院君”却以闭关锁国而闻名。

    闵妃生于西元1851年，奋起全力抵抗“倭寇”侵略并以身殉难于西元1895年，时年44岁。闵妃降生之时，自西元1392年建立的“李朝”已有460年历史，在时间上相当于经历了中国明清两朝，却尽显末世景象。

    此时，西教（基督教）开始传入，在李朝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朱程理学”受到冲击，新、旧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而且，此时的朝鲜“李朝”同中国的“清朝”爱新觉罗氏一样，王室虚弱到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地步。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朝鲜王宫中未闻婴儿啼哭声。这种情况被皇族出身的“大院君”李是应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难免暗暗盘算。“大院君”李是应年轻时天分很高，但名声不佳。在他的青年时代，为了在王室势力倾轧中求得自保，他故意装作胸无大志、浪荡不羁样，整日“竹杖芒鞋”，与市井无赖交相冶游。

    西元1863年，“李朝”的哲宗去世，因身后无嗣，储位出空。李是应立即显示其非凡本色。他暗中结交各派势力，频频展开“公关”活动，终于使12岁的儿子李熙入承大统，也就是“朝鲜王朝”第26世皇帝高宗。

    于是，李是应自然而然地入朝“摄政”了。按朝鲜祖制，以旁系入承大统的“国王”之生父得上尊号为“大院君”。不过，前李是应已有“兴宣君”的名号，故被称之为“兴宣大院君”。

    大院君摄政后立即使出霹雳手段。他改组内阁，消除控制政权的戚族势力，打击党争，加强了王权。

    但由于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已进入东亚，而中国的“大清王朝”、日本的“江户幕府”都先后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开放国界允许对方进来倾销各种商品，掠夺资源和财富，扶植傀儡来奴役各地百姓……面对如此复杂之局面。“大院君”采取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所必然采取的传统对策，那便是继续“闭关锁国”了。

    于是，“朝鲜王朝”对前来叩动国门的西方势力一律视为“洋扰”，从不惯着，坚决打击，并且对经过“明治维新”后左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开始对外大肆扩张的邻国日本，也被他视为“洋倭同类”坚决予以抵制。

    “大院君”强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迫使政治对手们开始勾结起来，最为令他棘手的便是“闵妃集团”了。

    其实，“闵妃集团”的形成，也是他一手造成的。还在西元1866年，也就是高宗即位的第三年，尽管他仍是一个童稚未脱的15岁少年，但在“王室”看来，他却已到了“大婚”的年龄。

    于是，摄政的“大院君”根据多年来“外戚专权”的教训，提出了“王妃”人选的苛刻条件，即其本家须人丁萧条，无“外戚专权”之虑，且候选人本身要温顺贤淑，无干预政务之心。

    这样一来，众多的“豪门闺秀”便被划到了圈外，因为豪门望族哪家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儿孙满堂呢？

    寻来觅去，他的视线盯住了妻家远支的一位孤女。这位姑娘年方二八，是大院君的闵氏夫人远支族人闵致禄的女儿。闵家原本是望族，但此时已经没落了。

    西元1851年的秋天，闵致禄在四面透风的草房里喜得一女。这是他的独生女儿闵紫英。紫英8岁时，闵致禄在贫寒中撒手人寰。坊间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果不其然，孤苦零丁的小紫英为生活所迫，独自一人到了京城的几家亲戚家走动求助的艰辛，自然使她对“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这种处境，造就了她机巧多思、从容处世的本领。这就是她进入“大院君”视野后，立即被选中的原因所在。然而，其中也隐伏着二人难以兼容的宿命结局。因西元1866年3月，随着高宗大婚，闵紫英正式成为王妃。这年她16岁，高宗才15岁。入宫最初三年，闵妃严守国母仪制，克尽为媳孝道，很得翁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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