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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等着日本海军来收割自己的命运。经过这样一番“神操作”，“北洋海军”焉能不败？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等栽赃陷害的手段来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以达到掩盖其更加无能的事实。这其实也类似历朝历代都有的“党争”。

    西元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

    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这说明，清朝后期也如明朝末期一样，朝廷党争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国力，祸国殃民。

    为了攻讦李鸿章，“清流派”官员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故事”都能写进奏折，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不得不评价道：“语绝奇”。这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在“甲午战争”时期，他处处和李鸿章作对，以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清军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西元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却能恰到好处利用清廷内斗和战备松弛一举击败清军获得大胜。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九年，是中国清朝在西元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值得珍惜的和平时期。在此期间，清朝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有利于发展经济。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其中表现在左宗棠收复“西域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也遭到了失败等。当时，中国清朝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甚至还稳压了日本一筹。

    当时，英国的权威人士曾发表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先后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并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而西元1885年的“中法新约”是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唯    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故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因为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也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了“亚洲强国”，并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尴尬地位。

    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清朝的国际地位却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也变得更加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甚至就此打断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即输掉了复兴机会！

    当时，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小国”之“倭寇”竟能全歼“北洋水师”，还索得巨款，并割走大量国土。

    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而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只能靠向西方列强大举债度日，从此成为了亚洲的“破落户”。相比之下，“甲午”一战，却让日本成为了亚洲的“暴发户”，并强化了“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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