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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刘衍的这套做酒的工艺就是后世北京的二锅头酒,之所以起了别的名字,倒不是为了避嫌,在原本的历史上,这酒要再过几十年才会出现,这也没什么可避讳的。

    只是刘衍想到自己如果起了二锅头这个名字,那难免被其他做酒的师傅给琢磨出方法来,这大盘堡烧锅的名字中规中矩，不存在泄露工艺的问题。

    刘衍从前所学,和做酒没有丝毫关系,但是也知道很多酒上的知识和典故。

    二锅头的典故刘衍曾听过许多次,说是从前做酒,第一锅的所谓酒头中杂质太多,喝下去烈性太大,对人有害,而最后一锅的酒尾则是太淡,已经没有酒味了。

    有京城的赵家三兄弟改进了烧酒的工艺,“掐头去尾”做出了二锅头,然后行销天下。

    二锅头并不是什么顶级的名酒,但他的酿造工艺并不那么复杂,而且在这个价位上足够清冽醇厚,远胜过同等档次的烧酒,另外一点,他是用高粱酿造的,高粱的价钱比米麦豆不知道要便宜多少,成本已经低了很多。

    只需要“掐头去尾”,烧酒的质量能提升百倍,这效果类似于点石成金,这样的变化特别具有戏剧性,所以更能让人记牢。

    刘衍记得很清楚,在北方,二锅头的确是很大众的白酒,而且大家喝它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便宜,是因为二锅头的味道的确不错。

    尽管对历史进程的记忆比较模糊,但赵家三兄弟改进工艺制造二锅头的时间,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上是满清康熙年间,和现在相隔几十年,刘衍这个还是能够确定,唯一不能确认的就是这个时代到底有没有出现这种酿酒的方法。

    这个时代的信息流传太慢,王家庄内发生的大事,没人传信,相邻的百户所十天后能有耳闻就不错,刘衍一直担心二锅头的工艺早就出现,只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一个屯堡的甲长跟酒坊酿酒扯不上一点关系,不知道也是正常。

    但这个工艺总值得赌一赌,一石高粱官价二百文多一点,要是跟王靖合作的话，价钱应该比这个要低得多，但一斤好酒几十文总能卖得上,酒坊的这些数据刘衍一直在关注,按照这种“掐头去尾”的酿造法子,一百斤高粱能出五十多斤酒,一石官制一百二十斤,能出差不多接近七十斤酒的样子,也就是说,十倍的利润很轻松就可以拿到,更多也不是不能。

    在没有出酒之前,刘衍一切都不能确定,只能说是在赌,但今天来到这酒坊现场,等到第二锅酒出来,再看看钱皂和一众酿酒师傅、学徒们那发自内心的震撼,刘衍便知道自己做对了。

    看着忙忙碌碌的人群,鼻尖缭绕着似曾相识的酒香,刘衍这次真的神游天外,他在纳闷,这样简单的法子,这些做了十几年几十年酒的老工匠居然没有发现。

    不过想通也很容易,大家为了生计开设酒坊,赚的是一点辛苦钱,那有什么劲头搞创新发明,而且在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体系里,师傅所传授的东西都是真理,唯恐改动后出了岔子,就这么一代代传承下去,直到某一时刻某一个人灵光一现,或者有心人总结发明,找出这个法子来。

    从前不分几锅,酒就混在一个坛子里,最后再混合在一起,看起来没有丝毫的浪费,实际上差的味道和杂质全部掺杂在酒里,想要好喝,只能用好水、好曲、好粮食,通过提升成本来来提升味道,没人会想到这么简单。

    实际上,这法子处于人的思维盲点,就算偶尔发现,也觉得是偶然,不会当成一个点石成金的发明。

    舍弃第一锅和最后一锅的法子提出后,接下来的工作刘衍就提不出太多意见了,钱皂和一众酿酒师傅体现出做酒工匠的经验和能力,他们逐渐调整天锅里凉水更换的时间和次数,让第二锅出的酒味道更加甘洌醇厚,让每一锅酒母酒粮能蒸出更多的好酒来。

    甚至连废弃不用的第一锅酒头和最后一锅的酒尾,钱皂都找出了应用的法子,他直接把酒头酒尾掺入新的酒粮之中,然后进行蒸酒,结果蒸出来的烧酒别有风味,变得有些醇香浓厚。

    其实所有的工作,刘衍只做了一项,他只是提出了“掐头去尾”的概念,但这一个概念,就给钱皂和其余六个酿酒师傅打开了一扇窗,所有从前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在这个概念上丰富的应用起来。

    一直到这天夜幕降临,天色黑暗,众人才停下了工作,每个人脸上都有恋恋不舍,钱皂和几个酿酒师傅满脸疲惫的神情,但双眼却闪闪发光。

    一坛坛的美酒摆在酒坊中,上面贴着钱皂写的标示，苗绍已经完成了刘衍的吩咐,回到了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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