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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饷只加了每亩二斤粮。”王继廉道：“我兄到了地方之后，不妨多上些奏疏，试试看朝廷会不会再加饷。”

    “绝不能再加。”卢象升道：“加饷是按亩而非按丁，原本的想法是亩产多者多报效国家一些。亩产少的就少报效。除了能缓解国用不足，还能稍抑兼并。现在看来，都是想的太过于简单了一些。田主多半是地方官绅豪强，朝廷按亩所收加饷都又被他们摊到百姓的田亩上去了，说是一亩止增收两斤，其实二十斤都可能不止。地方的胥吏，衙役帮闲，豪绅，都会趁机聚敛，借着黄榜来加收白榜，朝廷所得有限，而百姓却越发困苦了。”

    卢象升看着王继廉，十分诚恳的道：“我兄久在京师，不知道地方的这些鬼蜮伎俩。弟在大名府，曾经狠手治过一些胥吏衙差，也打压过一些豪绅田主，可是收效甚微。一般地方豪绅都有功名在身，同年间声气相连，弟也不能过份压迫。各地的情形不一，南方的收成高一些，百姓还承受得住，若北方情形，再加征练饷，弟实在难以想象情形会如何。”

    王继廉诺诺连声，也并不坚持自己的见解，事实上来此之前卢象升的态度就是预料之中，只是略作试探而已。

    对加征辽饷，很多官员当然乐见其成。

    并不是每个当官的都心怀家国，事实上加征银两不仅是地方上有便宜可占，中枢也一样可以大动手脚。

    只要有利可图，当然就是好官我自为之，王朝倾覆，大厦将倾，那都去他娘的。

    到崇祯年间，皇帝被忽悠瘸了，另外农民军大起，也确实需要多练兵马，结果又加征练饷和剿饷，有识之士无不反对，崇祯都严加斥责，认为是不做事还捣乱。

    事实上加征的银子屁用不顶，朝廷用度还是继续不足，而加征的地方无不民不聊生，造反的人反而更多了。

    以练兵名义的练饷，根本没练出一支可用的兵马，天启年间还能对各镇控制极严，到崇祯年间就法纪崩坏，各处军阀纷纷出现。

    到崇祯十二年再加剿饷，更是加速了崩坏的过程，明清易代之后，事实上三饷继续征，而清就能维持统治，主要就是在战乱中重新洗牌，原本的明朝官吏士绅生员被清洗了一遍，赋税直入清廷中枢，而不是被地方势力给加倍捞取或瓜分掉了。

    卢象升态度坚决，王继廉也没有劝说下去的意思，只是笑道：“若这般还有办法，大同的洪军门手头还有一些钱粮，年兄可以找到他再想想办法。”

    洪承畴在大同任过官，并且头脑相当清楚，天启在任其为巡抚之前专门召对过三次，次次奏对都相当的称旨，天启十分满意，认为洪是一个难得的干才。

    思路清晰，奏对称旨，并且年富力强，是可以用二十年的人才，天启当然十分心动。

    历史上留下大名，并且一直足智多谋的人物，给他机会就一定会冒头，洪承畴便是这样的人，只要有机遇就一定会抓住。

    就任大同巡抚后，朝廷拨付了一批钱粮支持，洪承畴在总兵黄得功的帮助下编练了一部份大同边军，充实了自己的抚标和黄得功的镇标营，其在大同练成了五六千人的兵马，也算相当的难得可贵。

    有抚标和镇标，接着就要考虑梳理阳和道一带的防御，在万全右卫和张家口的驻将是周遇吉，与大同这边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朝廷的考虑就是把大同到宣府西路一带连成一体，兵马将官和文官都重新任用一批，并且要挑一些得力的巡按监视，这样和记重新拉拢任用都要费时间和精力还有金钱，并非易事。最少在宣大蓟镇到辽镇形成一个较为牢固的防线，也包括重修长城墩堡敌台在内，预计三五年内最少要支出数百万，辽镇的开销大为减少，不再如前两年那样无节制的花钱，重建宣大蓟三镇防线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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