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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

    到了中唐和末唐，府兵制崩溃之后，玄宗就被迫搞募兵制，然后玩脱，造成了藩镇自主。

    黄巢以后，唐廷彻底失去了武力基础，藩镇武力进一步蜕变，他们从募兵制，变成了武人掌管一切，直接代替国家的作用，以政权保证武力，以武力保护政权。

    所以残唐五代，武人才那么能打，因为国家的一切好处都给了他们。

    一时间，内部几无农民起义，外敌只能低眉顺眼当灰孙子。

    但这玩意的问题很大，因为武夫根本不懂治国。

    而要是把治国权力交给文官，那文官就会用各种手段剥夺武人对政权的掌控。

    所以他们干脆极度鄙视文人，把国家当场帮派，当成黑社会来经营。

    结果玩到后晋，就迎来了总崩溃，因为百姓们承受不住了。

    他们不是逃往到山上、沼泽里成为黑户，就是已经死于各种天灾人祸。

    实际上中原自朱梁末期，就一直处于总崩溃的边缘。

    后晋那是被契丹打败的吗？不是！他们是被贫穷打败的。

    不管是这个时空，还是历史上，后晋哪怕没多少骑兵，也可以花式吊打契丹。

    但是他们没钱了，连出兵三五万，打个两三个月的钱都没有，桑维翰给石重贵捞的最后一笔钱，让后晋打的耶律德光化身骆驼战神。

    可是第二次，就彻底没钱了，大军被围住两三个月，后晋朝廷别说抽调援军，连驻守邺都的军队都开始挨饿。

    果然是个魔幻的时代，中原朝廷的大兵不是被塞外国家在军事上打败的，而是被塞外国家在经济上打败的。

    这就是张鉊面临的问题，均田不均田倒是在其次，关键点在国家的运转机制上。

    要是接受两税法，势必无法在强力抑制兼并，就算张鉊可以，但等他两腿一瞪，就是瓦解的时候。

    而且实行两税法，又要不贬低武人地位，就注定了张周很快要走到不抑制兼并+节帅募兵镇守地方的老路上，那么唐玄宗的故事，就会在不远处等待着张鉊。

    运气好他死在了开元末年的最后一天，然后儿子进入天宝年间，一二十年后天下板荡，一场大的变动来到。

    运气不好，他就会成为唐玄宗，亲眼看着他辛苦打造的一切被历史的洪流席卷。

    而要回到租庸调制，也几乎走不通，因为中原不是落后的河西，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了。

    两汉到唐初，两三百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现在再继续发展一下，七八亩、三四亩地养活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到来，手工业大发展的时候也要到来，人口将爆炸式的增长。

    到时候人多无地，还要承担庸调，嗯，民变的基础有了。

    手工业等大发展了，但租庸调的生产模式和几乎是以物换物的市场，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城市平民和富裕地区的农户也得罪了。

    所有人随着租庸调模式越来越穷，最后兼并越来越剧烈，再来个豪强振臂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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