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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维桢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道:“现在电器店生意不错，难免有眼红的人，还是低调些。再加上最近政策不明朗，风向摇摆不定，再观望一段时间吧”。

    郝万福泄气道:“哥，这么一来，咱们的人手不够用，应付不过来啊”。

    林维桢道:“克服困难，想想别的办法”。

    郝万福见说服不了他，不由得叹了口气，正打算告辞，突然想起一件事，道:“哥，邵子光前两天给我出了个主意，我心里没底，你替我把把关。”

    “你说”。

    “老邵说不如让顾客在店里看好了，定下来后留下地址，咱们给他们送到家里，到时候再收钱”。

    “咦？”，林维桢倒是吃了一惊，邵子光可以啊，这不就是送货上门嘛。

    不过，即便如此，人手不足依然是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林维桢不想也不敢解决的。

    他一直将电器店的人员卡死在五个人以内，连电器的安装工作也让郝万福这个老板亲自上阵，不是舍不得多付一份工资，而是不敢。

    就在这个月底，人民日报将发起一场有关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之争，并且还特意开了专栏。这场为期三个月的争论，最终不了了之，承包鱼塘的陈志雄夫妇平安无事，但期间的惊险却让人不寒而栗。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林维桢绝对不愿多生是非，逞英雄去趟地雷。

    而且，陈志雄事件表面上结束了，但其实转向了更高层次的斗争，在未来的几年内，围绕这个事件引发的大讨论从来没有停息。

    甚至有经济学家搬出经典，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

    马克思确实有过类似的表述，但事实上，马克思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以此作为“金科玉律”。由此而来，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为是不是存在剥削，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业主的“唯一标准”。

    去掉雇工数量的限制，使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得以休止是到了1987年中央“5号文件”的发布，“三不”政策改为十六字方针，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可即便有中央文件的背书，傻瓜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依然没有逃脱牢狱之灾，无他，钱太多，做人太高调，枪打出头鸟。

    最后定的罪名也相当有趣，刑法中没有剥削罪，只好弄了个耍流氓罪，就是要从道德上将年广九钉在耻辱柱上。

    他娘的，一个小商贩而已，居然比我们这些官老爷过得都好，不整你整谁！

    虽然春节后的这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但报纸和广播上的宣传风向上，林维桢还是看出了点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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