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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他事先的分工，由端盘子的年轻人举着托盘儿把一道又一道菜送到分管区域的桌子上，如饭店店小二一般。

    他们肩搭着毛巾，手举的托盘，躲躲闪闪，边吆喝边绕开拥挤的客人。

    托盘上都摞得满满登登，一层摞着一层，热气腾腾。

    他们把菜送到各个屋里，挨个桌子递上菜。

    这个活计，对于一般人来讲，可能不算什么难度，可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顺利完成的。

    若在夏天还好，也就是流流汗，出出力，费费嗓子而且，可一到冬天，有的院子，或者院子和院儿之间地面上一旦有冰的话，就容易滑倒，一滑倒可就坏了，这一托盘的菜就会撒在地上，或者点正的话，会全部撒在自己身上，杯盘狼藉，滚烫的带着汤汁的菜就会撒满一身，那种狼狈之相我确实亲眼看过。

    所以说我从14岁那年开始“大老忙”的安排过我好多次，我就是不敢去，总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推托，所以时间久了，人家也不找你了，认为你这孩子太“不闯当”了，太不出头了，没啥出息。

    于是我就习惯了在家里呆着，也不出头儿，也不去露面，家里的田地都不去，成了纯粹的“屯宅男”。

    这种习惯对于一般人来讲，或者是说在村中无名无望的，可有可无的家族来讲，出了这种不出头的孩子还值得原谅，人家也不会重视。

    可我们家不一样，这种“不闯当”，不出头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家属于整个“拉拉村”中最大的刘姓的户，是当地的“名望贵族”。

    说起我们老刘家，是我太爷从闯关东带过来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太爷，带领妻儿老小从山东赶过来，先开荒种地，开起铁匠炉，后开起碾房、粉房，还开了一家中医诊所，没十年我们刘氏就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家族。

    不仅如此，我们的太爷还是当时前后屯有名的“说客”，只要人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儿，或者是断个案子，说和个事，分个家啥的，都找我太爷作为中间人、见证人。就连当地的“胡子”也就是响马，见到我的太爷都得全部下马行礼，点头哈腰的，因为他们几支“绺子”经常干仗，有时火拼难解难分之时，就会找我太爷去说和。

    就这样，我太爷在当地替我们打开了一片天地。在我们那，只要一提我太爷刘世禄，上了岁数的人，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简直是传奇人物。

    可是再大的名气和名望，都需要有人传承。

    我太爷的膝下还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并没有把太爷优秀的基因继承下来，三个儿子都没有太出彩的。

    之后三个儿子又分别生了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这辈。太爷就有了九个孙子。

    九个孙子当中，我的父亲排行老三，多多少少有点像我太爷的做派，这让我太爷很是欣慰。这可能就是“爷爷济孙”的缘故。

    在生产队的时候，全屯子的人都因为我的父亲，敢于闯荡，有责任，有担当，不怕事，也不怕麻烦事，全票拥护他当生产队队长。

    那时候生产队一年下来除了交公粮外，家家都吃不饱。于是他带人到县里包活，在县里开铁匠炉，打制农家常用的生产工具，给马挂掌。还从外往回倒卖牲口，为生产队赚了不少外快。自己打制的刀具什么的，可以随便以旧换新，家庭实在困难的，免费赠送，日积月累，人人都念他的好，在他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全出来送别，用农村最高的礼节传统“48杠”96人抬吹吹打打玻璃钢棺木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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