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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升便说：“《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好么，惹了众怒，于是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等与之辨难，而范升这边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群起而辨之。一直到“日中乃罢”。大概是因为这次廷辨没个结果，于是范升回家了想了想，把思路理清了，然后就上了一封奏书，继续辨难，反正不把古文学派打倒绝不罢休。

    范升的文章大概就几点意思，一是已立于学官者为正统，费、左之流是异端，要是立异端，风气一开，后面就不好控制了，将失道又失人；二是从源头上看，费、左之学渊源不明，传承又无师法，这二者是否有价值？很值得怀疑；三是从现实角度看，应该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教化民众，立新学非政急务，一搞不好可能便会引发天下混乱，天子你刚得天下，草创之初，要小心；四是从学理的角度看，儒道两家都主张学贵简约，对末学异端之流，应该弃绝。

    范升的一、三、四点其实都是小事，最厉害的在于第二点。古文派大概也明白这把刀子的厉害，于是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而应对范升；范升又死死抓住“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范升学问高升，又有备而来，结果辨得朝堂诸儒博士一败涂地。结果惹恼了一个人。

    当时隐居民间的处士陈元，精通《左传》，为学者所宗。当时听闻范升非难，大怒，于是诣阙上书。驳斥范升断章取义小题大做，《左传》是孔子亲授左丘明，比根据传闻而成的《公羊》、《谷梁》更有统绪，不能因为《左传》孤学少与就以异端视之，否则怎么解释历来的“至”和“圣”都是曲高和寡？且学术因时变易，各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儒学也好，道家也好，其学术都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要学会因时而变。这是符合史学的发展观的。最后，陈元自信的说他“尝传师言”，请与诸博士廷辨，若无法解释经传合一的问题，甘愿就死。这是要拼命了。可见道统之争的激烈。

    这一次争论，虽然光武皇帝私下觉得陈元比较有道理，但因为今文儒者占优，他刚表露出点欲立《左氏》学的风声，无数公卿便开始廷争，朝堂乱成一锅粥。为了搞平衡，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这一次争论虽然无果，但却开启了一种有理有据的学术争论风气。基本上，很少再有人利用政治手段来打压不同学派的儒者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然后再到了章帝时，发生了第三次争论。史载章帝即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是建初元年章帝把弱冠便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的大儒贾逵给召进宫讲经白虎观和云台。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史上有名的大经学家、天文学家，一生著着等身，所作训诂经义论难百万余字。其九世祖，便是大名鼎鼎的贾谊贾长沙。贾逵的父亲贾徽，受学于刘歆、涂惮、谢曼卿等大儒，贾逵自幼就跟着乃父学经，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学霸。

    贾逵学贯古、今之学，一开讲，便把今、古文经传讲得条分理析，头头是道，大受章帝赞赏。贾逵奉命作《左氏传》大义长于其他二传者，章帝一看条奏，彻底认可贾逵之素养，于是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建初四年，白虎观，诸儒共正经义，为班固所重的大儒李育，与贾逵辨难，结果往返皆有理证，贾逵一举博得通儒的美名。古文学更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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