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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三凤点头道：“老吴说的有道理。他弄了那么些股东，二百多土财主，还真有这个财力！亏个十万八万两银子，韦宝估计不会当回事。到时候所有人都用他的东西，慢慢提价再把本钱捞回来，这是绝对有可能的！那咱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就这么看着韦宝赚钱？”

    吴三凤的语调平稳了一些，没有再胡乱发脾气了。

    一帮掌柜也都陷入了沉思当中。

    大家都清楚，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弄出和韦宝的货同等效用和品质的货，价钱也得同等。但这谈何容易了？

    大明的人可一点不落后，实际上，明朝时有很多科学巨著和科学家，那时候中国人的思想是在进步的，中国人开始看世界了！

    在场的这帮人，在观念和见识上，其实不算落后。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张景岳的《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

    王文素的《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程大位的《算法统宗》。

    地质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更是写了一大堆著作。

    兽医学家喻仁、喻杰的《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

    植物学家朱橚的《救荒本草》。

    植物学家俞宗本的《种树书》，植物学家马一龙的《农说》，植物学家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

    此外，还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明朝科学家太多，作为在场这帮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就算是没有钻研过科技方面的知识，大明有啥新奇物品，还是大概知道的。

    大明这个时期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大明朝。”

    “大明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

    但“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

    “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

    大明的许多科技方面的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

    在大明倒闭之前，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

    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这也是韦宝让人搜罗洋翻译，让人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著作都加紧翻译成汉字的原因。

    自己强大，还要博采众长，这样构筑知识体系的速度才能加快。

    事实上，这些工作，大明一直在做，很多书都是现成的，已经翻译成了汉字。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原则和“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的目标指导下，以及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大明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

    其中现《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

    《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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