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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白天在家耕耘自己的土地，晚上则背着一个简陋的木制医药箱，脚穿草鞋，走村串户，给当地农村人治病。
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农村人，医疗技术并不算高，用后世的医疗资质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称得上是庸医。
林新甲领着一个皮肤黝黑、戴解放帽，身穿一套洗得泛白的同色布衣的瘦削中年人，沿着楼梯来到二楼小客厅。
李建昆说了声坐吧，瘦削中年人大大方方在一张单人位真皮沙发上落座，坐姿端正，腰杆笔直，目不斜视。
林新甲亲自替他倒来一杯茶水，说了声“童医生请喝茶”。
名叫童小华的赤脚医生道过谢，双手接过。
赤脚医生四个字，乍一听似乎带点贬义色彩，其实不然，这类搁后世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打上庸医标签的人，在这个年代的农村，却有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尊称。
正是赤脚医生。
在建国之初直到五十年代末，我们的医疗资源和条件都非常紧张，尤其是在更广袤的农村里，农村人生病，基本靠拖和等来应对。
“拖”就是拖延，根本不去管，任疾病自生自灭；“等”就是等待，等待死神来临。
并非农村人真的无知到这种地步，连疾病生死都敢忽视，是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距离城市近一些的地方还好说，可以去城市就医，反之，大多情况下只能如此，或者找些道听途说的偏方来治疗。
因此那个时候的农村因病去世的人很多，特别是在新生儿这一块，有个数据，那一时期，新生儿病死率一度达到30%。
这是什么概念？
它预示着在3-4个婴儿当中，就有一个会在襁褓里死掉。
这一切都是因为受当时农村匮乏的医疗资源限制，无医无药，疾病才会肆虐。
须知，我们当时拢共七亿多人口，而农村就占据六亿。
六十年代在教员的亲自关心之下，这一情况得以改变，听从他的伟大号召，农村多出这样一群人，既有本身就是当地的农村人，也有来自于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他们大多从零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看书学习，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以此艰难地掌握了基础的医疗知识。
农村人很忙，白天要下地干活，赤脚医生们除了要做好自家的农活，还要背着药箱，爬坡上坎来到田间地头，为村民们普及防疫知识；不论阴晴，不分昼夜，有村民染上疾病，赤脚医生就得冒着雨雪，顶着月色，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匆匆而至。
那时候农村人很穷，看病治病最关心的不是病情，而是需要多少钱，赤脚医生往往会对他们说不用收费，其实却是赤脚医生们自掏腰包……
一种无比崇高的信念砥砺着他们。
恰恰就是这样一群“庸医”，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期间，竭尽所能挽救着六亿多农村人的生命，其实，他们完全算得上是新中国真正的医生。
医术高超固然可敬，倘若无悬壶济世之心，反落下乘。
人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群“庸医”。
作为同样是农村人的李建昆，对于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偏见，但是，任何群体内都有害群之马，如果确实是眼前这人胡乱医治，造成林老师中毒身亡，这个债，身为小舅子的李建昆，必须讨要。
“童医生，我想跟你确认几件事。”
“你说。”
“你替我姐夫治过病吗？”
“治过。”
“能具体说说吗，都是怎么治的，用过什么药？”
“林云从小身体就不好，我给他治病的次数多了去，记得他大概十岁出头的时候，有次发痢疾，家里穷用不起西药，是我去山上采的草药。”
童小华看着李建昆，压抑着一股怒火说道，“我知道你想打听什么，怀疑我治死了林云。林家富起来后，看病吃药根本算不上花销，犯得着再找我这个半桶水？正规大医院当然更好，他们找我我都得推过去。
“之前林云从医院带回些吊瓶，倒是找我扎过，三天，没好利索，我让他再去医院看看，后面显然没去，村里人、他那些叔伯姨婶儿们更信镇上的神医……”
李建昆打断他，“神医？”
“你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传得神乎其神，说是癌症也能治，我董小华虽然不是什么文化人，但是也知道既然现代医学把某种病判定为癌症，说明是人力很难回天的事，一个小镇上的医馆、医生敢说这种话……呵。”
似乎有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声讥笑，其中饱含着深深的无奈。
董小华不止一次试图向村里人阐述清楚这个道理，虽然没有被骂得狗血淋头，却也没少听到些风言风语。
诸如“自己医术不行，嫉妒别人”、“要是都去镇上找神医看病，他每年可得少一份好收入”、“人总是会变的”，此类。
李建昆皱眉问：“所以我姐夫后来是去镇上找的所谓的神医治的病？”
“这你问我干嘛，你们自家人不是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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