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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件由通政使司发出，先从北京出发走京杭大运河一路下到杭州，之后再走海运从杭州发到广州。

    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陈邦瞻，接到北京方面发来的函件之后的第一反应是疑惑。因为万历四十四年，在南京掀起了一场针对耶稣会的教案。

    “南京教案”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的问题在于，本次教案由前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沈发起，而教案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罕见地下旨，命令广东督抚将耶稣会人士驱逐出境。

    同时，执行这一命令的人，是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云南的兵部右侍郎周嘉谟。周嘉谟现在也在北京，并任九卿之首、“天官”吏部尚书。

    更让陈邦瞻不解的是，这封函件上面盖着礼部的官印，署名却是徐光启。在陈邦瞻的印象里，徐光启还是一个在通州练兵詹事府少詹事。

    而且，徐光启和周嘉谟同属东林党。沈是现任内阁首辅方从哲的同乡，是靠着方从哲的学生、齐党领袖亓诗教的会推，才得以进入内阁的递补名单。

    也就是说，邀请耶稣会进京的徐光启，和把耶稣会驱逐到澳门去的周嘉谟是一党的人。发起南京教案沈是反东林党联盟那一边儿的，但在教案这件事上，他又在客观上与东林党的周嘉谟有过合作。

    陈邦瞻拿着函件想了半天，愣是没想通朝廷里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徐光启任礼部尚书并邀请耶稣会进京，是东林党人得势的一个侧面体现。但随着这份函件一起到广州的，还有朝廷的邸报。

    邸报上显示，东林党的“荐官疏”并没有被通过。在递补天下缺官这件事上，皇上选择采纳内首辅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刑部尚书黄克瓒联署的谏言，命令各州县现任最高级官员暂代主官，并宣布于泰昌元年新开恩科。

    这则邸报直接把陈邦瞻的脑子给搞宕机了。负责恩科的是礼部与吏部，两部的官员都是东林党人，这很正常，但恩科的前提是东林党的“荐官疏”被否决。

    而否决此疏的基础，春闱，又是东林党的周嘉谟、浙党的方从哲，以及无党的黄克瓒联合提出的。

    这......这在干嘛啊？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陈邦瞻第一次觉得朝局如此迷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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