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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连续修订唐典，在李破看来是十分有必要的，虽然坏处也有，比如说改动太过频繁，容易让官员们无所适从。

    可李破觉得还是利大于弊，唐典是大唐立国的根本，需要详实，厚重，而且必须要保证其合理性，也就是说适应当下的局势。

    当初订立唐典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彻底平静下来，一些必要的强力措施依旧在唐典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刑法上面，偏于严酷，乱世用重典嘛。

    后来修订的第二版唐典，是有鉴于立国之后国库空虚，国力贫弱，制定了很多激励农桑，增长人口的措施。

    接下来再修订第三版，大方向上就又不太一样了，比如说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对各部大军的管制，稍微收紧田亩制度，对大唐的官制，人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刑法上也可以宽松一些等等。

    其实唐典这种集政治体制于大成的东西，只要你想修订，不管用多少人力，物力，其实都是合理的。

    不想修订的话，放在那十年二十年，估计也无人在意，只要能维持住朝廷的统治，得过且过的皇帝和臣子多的是，大家日子过的下去就成，费那力气干嘛？

    可你要想有所作为，保证统治阶层的活力，那从典制入手就是个不错的方向，哪天人们开始喊祖宗成法不可变，而且你还真就变不了的时候，王朝的衰落便已不可避免。

    现在没人敢跟李破捣乱，因为他就是祖宗。

    …………

    除了修订唐典之事，今年还要进行一次人口复查，元贞四年的时候，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束，当时伴随着田亩制度的颁行，仓促了一些，还是不够充分。

    很多失地的农民回到了田间地头，接下来又陆续有不少降军被解散，回到地方安置，当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给予了农民大量的优惠政策。

    农民安定了下来，贵族们也陆续回乡置产，或者是收回之前因为战乱而被迫放弃的田土，在这个上面，大唐基本上还是持有支持态度的。

    贵族们有着财力物力，不管李破对贵族阶层有着怎样的成见，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郡县之间，贵族乡望是一支能够稳定地方局面的力量，贵族们回来了，大体上和后来胡汉三之流还是有所区别的。

    很多贵族在乡间有着不错的名声和威望，百姓们见到他们都回到了故土，人心便也稳定了下来。

    至于战乱之时，人们有着怎样的仇怨，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遗忘。

    农民们当时揭竿而起是为了生存，反抗官府的暴政，而当时地方贵族正是官府的代名词，那会很多贵族也确实是罪有应得，不能造福乡里也就罢了，还趁着天下大乱压榨乡民，你不死谁死？

    就像当年李破南下马邑的时候，在山中见到的那些富户，他们带着乡人躲进深山，却还想着作威作福，于是就都肝脑涂地，成了山中的游魂野鬼。

    但总体来说，当时是大势所趋，两个阶层本能的就碰撞在了一起，没有任何的理论指导，算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许多贵族同样也联合乡人，结寨自保，像李秀宁，苏定方，张士贵等人都办过这样的事情，甚至于李破本身，其实也是结合了地方势力，才从诸侯之间脱颖而出的。

    等到天下平静下来，大家就又开始了另一场轮回，新的贵族阶层形成，大部分农民则还是农民。

    换句话说，阶层这东西非常顽固，根本无法消除，只会打破旧有格局，然后重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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