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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说这样的医院只对城里人有好处，因此应该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

    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赞成这样的计划。

    和他们观点正相反，我倒认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已经募到了2000多镑的捐款。

    可他们还是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

    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议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让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一些津贴。

    州议会允许我这样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可以把它否决掉。

    我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当作一个条件提出来即：“当这一议案被州议会通过时，捐款人应组成一个社团，选出理事和司库，将募集起来的两千镑的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对穷苦病人提供食物、看护、诊治和医药所用）并向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的证明，州议长依法签字并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司库2000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了这议案。

    后来，在向人们募捐的时候，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这样人们就更乐于捐助了，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

    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

    因此捐款的总数没多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的数目，我们提出获得政府津贴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接受了，这就帮助我们提早实现了这一计划。

    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医院对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还很兴旺。

    在我毕生的政治计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记忆，在当时能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者事后回想时，我也能原谅我曾经耍过的一个小小计谋。

    大概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发起人吉尔伯特谭那德牧师，来看我要求我帮助他募捐兴建一所新的教堂。

    这所教堂将归他手下的长老会使用，他们原来是怀特菲尔德先生的门徒。

    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过分频繁地向市民们募捐，致使他们对我不满。

    后来他又要我提供一张名单，列举以往在募捐中我认为是慷慨好施，热心公益事业的人的姓名。

    这样的名单我也拒绝给他，因为这些在以往募捐中好施的人们好心地答应了我募捐的请求，捐了款以后，我却把他们指出来使他们受其他募捐人员的纠缠，那我就太不讲道理了，所以这样的事我决不能做的。

    后来他要求我至少给他一些忠告，“这个我倒很乐意”，我说，“首先，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会出钱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会不会捐款的人募捐，并把那些已经捐了钱的人的名单给他们看，最后，也不要忽略那些你认为不肯出钱的人，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会看错的。”

    他笑着向我道了谢，他说他愿意接受我这些劝告。

    他真的按我所说的做了，向每个人募捐了，结果是他得到捐款的总数比他预料的多得多。

    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修建了一所宏伟而又十分华丽的教堂。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的很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且直，纵横交错，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面已经坏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就把路面碾得泥泞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里尘土飞扬，让人难以忍受。

    我曾经一度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居住，当我看到市民们不得不在跋涉在污泥中购买食物时，颇感不安。

    后来在市场中央的一块长条的地方铺上了地砖，所以市民们一到市场就可以走上比较干净的地了，但是市场以外的街道还是泥泞不堪。

    我跟人们也谈论过这件事，也为它写过文章，终于使得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人行道这一段街道铺上了石板。

    在一段时期内，使得人们不必弄脏鞋子就可以顺利到达市场了。

    但是，因为这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未铺上石板，所以当一辆马车从泥路走上石板路时，就会把泥路上沾的泥路带到石板路上，所以石板路上不久就堆满了泥土，而又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

    因为这时城里还没有清洁工呢！

    经过一番调查后，我找到了一个贫穷而又勤劳的人，他愿意做街道清洁的工作，每星期扫两次并把每家门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6便士作为酬劳。

    接着我就写了一张传单，把它印出来了，指出这一笔小小的费用可以替街上的人们带来的好处。

    例如，人们脚上带进来的污泥减少了，我们家里就可以比较容易干净了；街道清洁后，顾客更容易到店铺来，顾客增多了就可以给店家带来更多的生意了；而且在刮风的时候风沙不致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

    我给每家发了一张传单，一两天后我跑到各家去走访，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签定合同支付这6便士。

    各家都一致同意地签了合同，那段时期内，这个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全体市民对于市场附近街道的清洁都感到很高兴，因为它便利了大家。

    这就使得人们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铺起来。

    同时也使得人们也更愿意为铺路纳税。

    过了一阵子，我起草了一个为费城筑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把它提了出来。

    这事在1757年，刚好在我去英国之前，我离开美洲之后，这议案才被通过，当时在评估税额的方式方面作了某些变更，这些变动我认为是不妥的，但通过的议案还附带了有关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了他的门口。

    这样，他就用实际的榜样说明了路灯的作用，从而使人们想到在全城各处都点上灯。

    有人把首创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在是属于那位先生的。

    我只是模仿了他的榜样，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微功。

    我们的路灯跟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

    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下列缺点：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出去，烟煤只能在圆球内打转，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灯应发的光线，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灯罩，如果不小心一下就碰破了，那整个灯罩就没用了。

    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整的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上一个长长的烟囱使烟煤上升，而灯的下面露出的缝隙可以使空气进入，让烟煤进一步上升。

    这样，灯罩就可以保持清洁，路灯可以光明灿烂到天明，不至于像伦敦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得昏暗无光。

    并且偶然碰到它，一般也只会敲破一块玻璃，重配很方便。

    伦敦伏克斯可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灯罩很干净。

    我有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伦敦的市民就没有想到也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开几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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