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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评论

    过珙《古文评注》卷十：“前半极力叙写‘快’字，后半即谪居寻出‘快’字意来，首尾机神一片。文致汪洋，笔力雄劲，自足与长公相雁行。”

    为兄轼下狱上书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1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2，惟兄轼一人相须3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4，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5，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6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7。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8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9，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10，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11}，不可救止。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12}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13}于当年，终欲效尺寸{14}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衷于陛下而已。”

    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

    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15}，激切陨越之至{16}。

    【注】

    1草芥：比喻卑微没有价值。芥，小草。2怙恃（hùshì户氏）：意指父母。3须：依靠。4过恶：过失与恶行。5前后上章论事：乌台诗案前，苏轼所上奏章。6狂狷（juàn倦）：狂妄自大，偏激放纵。7抑畏：谦虚谨慎，克制敬畏。8臣寮：同“臣僚”，同为朝臣之意。9感荷恩贷：感谢皇上的恩惠宽宥。荷，承受。贷，宽大，宽宥。10迹涉不逊：看上去像（对朝廷）有不敬之嫌。迹涉，近似于。{11}刑辟：刑法，刑律。辟，法律，法度。{12}分（fèn奋）：应该的。{13}龃龉（jǔyǔ举语）：本意是上下齿参差不齐，此处指仕途坎坷。{14}效尺寸：奉献微薄的才能。{15}请命：请求保全其生命或从轻发落。{16}陨越之至：封建社会上书皇帝的套语，意谓冒犯皇上，罪该万死。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这年八月，苏轼在湖州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内有这样几句话：“皇上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段话被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指为讽刺变法，侮谩朝廷，苏轼因此被捕入狱，承受着“欺君犯上”“藐视朝廷”等严重的罪名，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时神宗盛怒，几乎要处死苏轼以泄愤。在兄长性命攸关之际，苏辙迅速写下了这篇惨痛真挚的文章，“乞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希望皇上赦免苏轼的死罪。文章以情动人，诉之以理，动之以情，委婉哀恳，极具感染力。神宗皇帝读后大受感动，加上曹太后及朝中一批正直耿介的官员的帮助，他便从轻发落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而使其得免一死。

    文章开头首先表明自己有呼天抢地的危迫之恳，“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一方面说明此文是自己在急迫之下的至情流露，即使有过激之处也应该是可以原谅的，一方面搬出父母亲情来作盾牌，企图打动宋神宗。接下来，才开始替苏轼申辩冤屈，先自认罪状说，苏轼“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所以在上章论事以及作文赋诗时言语可能偶有冒犯。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减轻神宗的抵触情绪。

    接着，尽管苏轼已经在狱中，还是要感激皇帝的屡次宽大处理，“置而不问”。同时，进一步申辩此次问罪的都是苏轼的旧作，此时已经“感荷恩贷”“不敢复有所为”，也就是希望皇帝不要再追究旧错。最后，“终欲效尺寸于晚节”，借苏轼下狱前的恳词替他表白“深自悔咎”、想要“改过自新”的愿望，以及将来一心报效明主的决心。一边赞颂神宗为“不世出之主”，一边表明“欲效尺寸于晚节”，苏辙的意思是希望神宗看在苏轼已经悔悟的份上，哀而怜之，对此事宽大处理。

    本文悲惨凄切，却又吞吐不尽，其实是苏辙有意而为之。须知苏轼此次获罪，除了其与当朝力主改革的大臣道不相合，所以遭受攻击外，最直接的原因即是他在京城时连续上《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集中对新法进行了大肆批评，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苏轼就成为了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而这种冤屈与神宗正在重用的革新派有关，所以苏辙无法言明，更无法针对那一方进行责怪。

    为了恳求神宗师法明君仁圣之举免去苏轼的死罪，作者引用了汉文帝的例子。以前汉朝淳于意犯了罪，他的女儿缇萦请求朝廷将自己收为官婢，以此来赎她父亲的罪。汉文帝因此免了淳于意的肉刑。如今自己的真诚，虽然怎么也比不上当时的缇萦，但是当今陛下聪明仁圣却远远超过汉文帝。可以说用典非常贴切，又紧紧扣住了神宗的心理。其中有一句，“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其实是暗指苏轼所犯的其实是莫须有的罪名，期待皇帝能明察真相。

    在构文上，因为是为兄长辩白，所以通篇围绕一个“情”字。无论是兄弟手足亲情、对君王的款款忠诚、冒死进言的不胜惶恐之情，还是满腹难言之隐的委曲之情，此时都一齐喷涌而出，浩浩荡荡，言辞激切诚恳，口吻却哀婉动人，催人泪下，实为难得。

    后人评论

    《宋史?苏辙传》：“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1，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2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3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4用于秦而收韩，商鞅5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6，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7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注】

    1世家：《史记》中的一体，主要记各国诸侯事迹。2山西：肴山以西地区。与“山东”的六国相对。3韩、魏：主要在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4范雎（jū居）：秦国丞相，主张远交近攻，先取韩国。5商鞅：卫人，公孙氏，号商君，曾建议秦孝公伐魏。6刚寿：齐邑，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7疆埸（yì亦）：国界，边界。

    本文是苏辙在嘉祐五年（1060）参加制科考试时的答卷。其《进论》有25篇文章，这是其中一篇。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及清代李桢也作过《六国论》，阐述个人观点。

    苏洵的《六国论》认为六国败亡的原因是由于“赂秦”，六国各自拿自己的土地去贿赂秦国，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来求得一夕之安，这种立论是有道理的，与当时宋朝皇帝对契丹、西夏一味输币纳贡而不思用武力抵抗，奉行屈辱的投降政策密切相关，可以说针砭时弊，很有针对性。与其父苏洵不同，苏辙的这篇《六国论》则是从地理军事形势着眼来论述六国灭亡的原因。借评论当年六国灭亡的原因，旨在让宋朝皇帝观后借古鉴今，汲取历史的教训，在对外政策、军事设防上有所调整。

    文章的开头从自己阅读《史记》中的“六国世家”说起，陈述自己的读书心得。“窃怪”二字用得婉转、谦逊，表示只是个人意见，对地广人众的六国诸侯被西方地仅千里的秦国灭亡而感到奇怪。“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两句为下文分析六国的地理形势、作战策略作了预告，可谓细针密线。接着，作者才道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本文的中心论点——“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六国落到这般地步，要归咎于当时六国谋士的思虑疏略、见识浅薄，不明了天下的形势。

    于是在第二段中，作者就把“自安之计”娓娓道来。作者指出秦与六国诸侯争天下，主要争夺的对象是韩、魏。因为韩、魏二国地理位置之重要，在战国时就已有人认识到，“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崤山）东之诸侯……”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来牵制秦国，屏蔽燕、赵、齐、楚。

    为了使自己的论证更加有力，作者还举了秦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客卿范雎和商鞅的事例作为佐证，用以证明韩、魏战略地位的重要。接着，苏辙就顺势分析秦国若不收韩、魏而直接攻打燕、赵，将会遇到的危险，将会出现腹背受敌的局面，“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而一旦韩、魏依附秦国，秦国攻打燕、赵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但是，其他四国丢下势力弱小的韩、魏不顾，使得韩、魏落到了秦国的手里，东方四国诸侯也就失去了屏障，最终走向灭亡。行文至此，作者感叹地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呼应了首段末尾的“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土，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第三段中，苏辙主要论证如何来把握住形势以求自安之计。他明确提出了齐、楚、燕、赵应当厚韩、亲魏，联合抗秦，以图共同生存的战略主张，这也就是合纵抗秦的主张，同司马光的观点是一致的。并加以假设说，如果让前方的韩、魏来对付秦国，齐、楚、燕、越四国在后方休养生息，暗中来帮助韩、魏，那么六国就不至于灭亡了。这也是在提醒宋朝皇帝，应从六国旧事中得到启发，处理好前后方的关系，要以后方支援前方，使在边防前线作战的将士无后顾之忧，奋力抵御外敌，去除边患，以稳固江山。

    综合来看，文章着重指出韩、魏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位于战略要冲，对秦国来说犹如“腹心之疾”，秦国历史上一向以控制韩、魏来达到向东扩张的目的。所以，齐、楚、燕、赵四国理应全力支援处于前方的韩、魏，共同对付秦国。可是，实际上韩、魏无力拒秦，只能附秦，以致“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六国诸侯为贪图小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终于被秦所灭。对六国灭亡原因的分析，与苏洵所述各有侧重，可互为补充。

    后人评论

    李东阳：“杨龟山尝论秦未尝吞六国，乃六国自相吞耳。此为至论。颍滨亦云：‘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可见六国之愚，读之可发一笑。”（《三苏文范》卷十七）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1。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捽2，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3，咄嗟叱吒4，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5，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6，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7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

    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8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9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钝，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10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11}，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12}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13}，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注】

    1曹公：指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孙：指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刘：指刘备，三国时蜀汉的建立者。2捽（zuó昨）：搏斗，冲突。3执诸侯之柄：指项籍当时掌握有号令诸侯的权力。4咄嗟（duojiē多揭）叱咤（chìzhà斥榨）：怒斥，呼喝。形容威足气盛，不可一世。5冲：要冲，交通要道。6椎鲁：愚钝，与“顽钝”同义。7逡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8以不才取人：意谓自己虽无才，但反而能取胜人，其实是大智大勇。9翘然：形容因出众而自傲的样子。10忿忿：心中不平。{11}自将以攻人：指关羽死后，刘备非常悲愤，亲自领兵攻吴却大败。{12}二袁：指袁氏兄弟。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冀州牧。其从弟（堂弟）袁术，字公路，据南阳郡（今河南南阳），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被曹操击败，后病死。{13}狼狈于荆州：指刘备初起时经常寄人篱下，曾投靠荆州牧刘表。

    本文与《六国论》一起，都是苏辙在嘉祐五年（1060）参加制科考试时写的。两文都是评论历史，借古喻今，供宋朝皇帝以古为鉴汲取教训，在治国安民时作为参考。

    本文虽是评述三国史实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并没有拾人牙慧，议论曹操、孙权、刘备三方如何相持角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是别具一格，把重点落在分析刘备何以最终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上。作者把刘备作为文章议论的中心人物，而且将刘备与汉高祖刘邦相比，以显示刘备的弱点，从而揭示他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未能胜出、未能统一天下的本质原因。

    文章开头便提出来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吊足了读者的胃口。首段论说气势十足，琅琅上口，尤其是对三国鼎立，曹、孙、刘角逐天下的历史，竟然用“两虎相摔”来比喻，生动而又贴切。最后结论说“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连智慧和勇气都不足以平定天下，那么什么能够平定天下呢？

    立论以后，开始一一举例论证。举出汉高祖、唐太宗的例子，说明“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举出曹操、孙权和刘备的例子，是说明“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

    苏辙认为“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可是他“不知所以用之之术”，也就是说，不懂得怎样运用自己的才能寻求正确的战略战术，以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刘邦进了咸阳以后，守住三秦的有利形势，以此为据点，经营帝业，而刘备却“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即刘备未能像刘邦那样“先据势胜之地”，这影响了他下一步的发展；二是虽然诸葛孔明是个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刘备手下虽有谋臣，但是没有像刘邦那样“广收信（韩信）、越（彭越）出奇之将”。在军事人才的招纳上，也落后于刘邦；三是关键时刻不能沉住气，在关羽与东吴作战失败被杀后，刘备意气用事不顾利害，毁弃孙刘联盟，攻打东吴，却大败。而刘邦“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非常有自制力，所以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为一篇史论，本文在写作上也颇具特色。文章没有一上来就直接切入三国历史，却是一番议论，用对偶、排比的句式泛泛论述英雄的“智”“勇”问题，以此振起全篇，然后再以英雄处世的“幸”与“不幸”导入正题，这样的开头给人以卓尔不凡的感觉。在全篇的论述中，苏辙试图通过分析刘备在三国纷争中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提醒当政者应如何认识自己，根据自身条件，把握住运用自己才能的时机和方法来取得胜利。

    本文或举历史事实，或切入独特视角，出人意表；语言富于变化，夹叙夹议，叙事简洁明了，议论切中要害。这使得刘备不如汉高祖刘邦的结论令人信服。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定公文钞》卷六：“论三国而独挈刘备，亦堪舆家取窝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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