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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观点，对于爱尔兰人民来说，是毁灭打击，但如果按英格兰政府的利益点来看，是有益的。

    英格兰地区当时虽然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下，但让英国政府支持850w人中的400w以上的口粮问题，实在是难以做到。

    就算是可以从印度不远千里迢迢将谷物运送到爱尔兰，但是无偿支援爱尔兰这个地方，对于英格兰政府、特别是其中的工厂主与资本家来说，就是看不到任何短期长期收益的纯粹负担。

    要知道，当时英格兰国内最大的力量是大工业化的工厂主与资本家，他们不愿意损失自己利益去救助爱尔兰这种空前绝后的灾害。

    1846年，爱尔兰就开始出现了小面积的人口死亡和逃亡，但大部分最底层的平民，还是依靠储粮等等，艰难的留在爱尔兰求生。

    1847年，部分农户选择恢复曾经大面积耕种的谷物等其他作物，但爱尔兰独特的环境，在那个农民用不起化肥的时代，这些作物是不足以支持800w人口的生存，更别说这些谷物与土豆，还要酿酒养牛，用来出口烈酒牛肉等其他农产品。

    这一年爱尔兰农业的土豆方面，虽然有所好转，但土豆产出依旧不足灾害前的百分之二十，前几年的存量也全部吃光，成为了灾害最严重的一年。

    之后几年，爱尔兰一直面对农场品不足支持本国人口需求的情况下，农场主依旧选择出口牛肉和烈酒的现状。

    在双重影响下，爱尔兰人民开始长年面对因为歉收而导致的饥荒问题。

    直到1860年前后，爱尔兰也没有彻底解决最适合当地的土豆脱毒问题，当地的农民只能总结经验教训，勉强将爱尔兰的土豆亩产量，维持在灾害前亩产量的一半。

    爱尔兰大饥荒的起因是当地农场品产出直接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让当地依靠过剩农场品而飞速发展的人口受到了致命打击，在1845-1865年之间，爱尔兰保守估计有150w人逃亡海外，200w人因为饥荒而死亡。

    等到1865前后，爱尔兰只有不足五百万的人口了。

    但如果不是当时这二十年还有人口出生，爱尔兰的人口可能在此次饥荒之后，直接归为200w左右。

    当然200w人口其实才是爱尔兰在土豆“生病”后，维持牛肉烈酒出口前提下，人口稳定的适宜数字。

    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继续出口的农场品数量的增量，并没有远远高于饥荒前的每年出口数量的增量。

    从数据上看，爱尔兰农产品出口的增量方面，其实是减少的，说英格兰政府强行出口是无稽之谈，当时的约翰·罗素带领的英格兰政府，选择的是彻底放任自由市场，并没有直接参手。

    但毁灭性的病毒让爱尔兰农场品中最关键的土豆，爱尔兰“农场品生物链”的最基层，减少了百分之80以上，这时候依旧保持原来的出口水平，肯定会彻底杀死爱尔兰人民。

    英格兰政府选择了不救助、不管理、观望市场、放任市场自由选择，这也是当时约翰·罗素所宣扬的治国方法。

    英格兰政府并没有去主动在这种灾害的环境下，继续对爱尔兰人民施压，而是爱尔兰与英格兰的中层，以及所有依旧进口爱尔兰农产品的商人，杀死了爱尔兰人民。

    在爱尔兰国内，真正坚持维持出口与加大牛肉烈酒生产的、某种意义上杀死万千爱尔兰人民的，是爱尔兰当地的农场主。

    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些农产品的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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