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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讲到清政府因不重视日本这个对手，结果被对方按住狠狠摩擦，不仅丧失国运，而且加速亡国。

    再从陆军来看，有观点认为，清朝陆军尽管据估计在总数上约达百万，但此数字明显含有不少水分，去除非战斗部队和实际丧失战斗能力的绿营、八旗等不算，清朝实际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大约为三十余万。

    此外，清廷还曾于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统计的各省防军、练勇数量，共约36万人，就算两者加起来，亦无百万之数。而在“甲午战争”过程中，清廷动员的陆军人数，据学者廖宗麟估计约为500个营。

    按照当时每个营500名士兵的规模来计算，据此可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参战者约合25万人左右。

    至于清军实际投入战场的人数，可能尚不及日军，因为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陆军就有七个师团，约为七万人，而开战后又动员了“预备役”，且总共动员的兵力多达24万人，另外还有夫役十五万多人呢！

    清朝陆军在军人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日本陆军相比，也均处于劣势。当时，日本陆军普遍装备了“线膛枪”和“加特林机关枪”，而清军中有的部队还在使用“滑膛枪”中的“鸟铳”、“倭铳”等明朝时期的武器和大刀、弓箭、长矛等冷兵器，成为清军在战争中伤亡数倍于日军的原因，但具体伤亡统计数据存在争议！

    到了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即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李鸿章虽有“宰相”之尊称，但当时的清政府并不设立“宰相”，因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机构是“军机处”。

    因此，李鸿章空有“宰相”虚名，但也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的召见，便不得擅自进京面圣。这就让“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实权派人物心中很是不爽，但只能憋屈。

    “清流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着“军机处”和“翰林院”，故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

    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一贯主张。

    这就直接导致了在“甲午战争”的前期，清朝和日本的对抗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因此，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也实属正常。但作为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因此，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在西元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新军”的全部军队都送上前线，准备对日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就胜少负多，因此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并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清流派”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元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时，立即慌了手脚，害怕倭寇大军在天津登陆直扑北京，威胁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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