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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雖然心中有著贊同之意，但諸葛亮的臉上卻沒表現出什么異常。

    諸葛亮看向糜旸言道：“既然子晟有這番見解，那可有相對應之策略？”

    諸葛亮的語氣很是尋常，令糜旸有些摸不著諸葛亮的想法。

    他方才那番言論，除了有借鑒歷代以來各大賢臣的理解之外，還加入了自己的看法。

    不可否認，大漢亡于土地兼并及地方豪族壯大。

    但這是原因，不是根源。

    土地兼并與地方豪強，都是歷朝歷代滅亡的重要原因。

    但造成土地兼并，地方豪強不斷壯大的根源在于小農經濟。

    而直接原因就在于封建制度的不完善，朝廷的軟弱。

    這種根源在封建社會，是無法輕易改變的。

    這一點目前，亦并不適合在諸葛亮面前提及。

    所以只能從直接原因入手。

    只要朝廷能夠作為，在不同的時期采取相應的制度去抑制、去打擊，那么就能改善這種情況。

    只要維持百姓的基本生活，就能保證社會的基本穩定。

    例如漢宣帝，他之所以能將大漢帶向鼎盛，就是他深知民間疾苦。

    他掌握實權之后就開始大刀闊斧改革，核心一個是整頓吏治，一個是打擊豪強抑制土地兼并。

    在他的努力之下，終于將漢朝推向鼎盛。

    歷代朝代之中興，大多就這兩個手段。

    而他的繼任者漢元帝，論人品他這個皇帝不見得有多差。

    但他上臺之后的作為，幾乎就是與漢宣帝反著來。

    他甚至將漢代帝王歷來整治地方豪強的絕招“陵遷”制度給廢黜了，終于將西漢帶入了滅亡的深淵一去不復返。

    前后至多不過三十年而已。

    制度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負責創造與改良制度的執政者，就要承擔起相對應的責任與作用。

    雖然不懂諸葛亮是否贊同他的想法，但糜旸還是接著對諸葛亮言道：“因觀其失道緣由，從而可得應對之策。

    旸認為當務之急，在于正本清源。

    朝廷首先應當招攬賢能之士輔佐朝政，黜退無能奸詐者以正時局。待朝廷一穩，再發布惠民之政策，以恩義及信用來獲取天下人心。

    而要想做到這一點，當有三步：分別為賞罰分明令民眾各盡其力，儉約用度以豐國庫，薄征稅賦以令民富。

    待國庫充盈，軍備有余，人心向附時則可舉兵出征。

    敵國民眾，若知道我朝政治清明，上下同心，國力強盛，人民安樂，則勢必會對我國有所期盼。

    期盼之心一起，則必取敵國之勢即成。

    有此大勢在，熟悉敵國國情之人，會為我國充當間諜。

    熟悉敵國山川地形之人，便會成為我方進攻敵國的向導。

    若北方之民與我國之民心意相通，則是天意即是如此。

    以實利喚起天下人思念漢室之心，到那時大王舉兵北向，則無有不勝。”

    在糜旸看來，所謂的天下人人思漢，更像是一個政治口號，但這個政治口號既然會存在，自然有他存在的道理。

    就像歷史上，曹魏與司馬晉禪代之時，社會名士出于私心一片贊譽之聲，都以為盛世要來臨了。

    而后就是神州陸沉，更大的一場災難來臨。

    在那場災難降臨之后，社會上下才知道大漢的好，紛紛開始人心思漢。

    就連許多異族建立政權，為了籠絡人心，都紛紛以漢為國號，直到最后，都把漢這個國號給用爛了。

    所以在有時候，復興漢室不單單可以當做一個口號，更是可以當做一個籠絡人心的大好利器。

    畢竟漢室四百年之天下，大漢的強盛富強已經深入人心。

    但要想做到這一點，于戰略上來說就必須是要先將納于漢中王治下的民眾治理好，讓強大的國力可以傳到敵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借助于原本根深在天下人心間的“漢”字旗號，在北伐時就會起到事半功倍的結果。

    例如之前關羽水淹七軍后引發的中原大動亂，例如歷史上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時西北三郡不戰而降。

    當糜旸繼續說出他的見解之后，諸葛亮的臉上漸漸浮現了笑容。

    這是糜旸第一次在世人面前，闡述他對天下大亂的看法，不能說糜旸說的就是金科玉律，但糜旸能在這個年紀有此番見解，已經實屬難得。

    最重要的是，糜旸所說的看法，與諸葛亮內心中的想法不謀而合。

    在那篇名揚天下的《隆中對》中，諸葛亮曾提出類似的看法。

    而在歷史上他主持國政之時，亦是如糜旸今日所說的一般，那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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